□刘瑞
回望我的考古经历，广州始终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起点。
2000年春节后，我参与了南越国宫署遗址的试掘。彼时，中山四路一带仍是广州儿童公园。此前数年，周边已陆续发现南越国宫苑遗存（如1995年电信局工地水池），而2000年开展的儿童公园内试掘在发掘出南越国一号宫殿东北角的同时，确定在儿童公园内应存有南越国时期高等级建筑。我有幸亲历了这一关键节点。
随着遗存价值的迅速明确，广州市委、市政府作出决策：迁建儿童公园，为南越国遗址的系统发掘与整体保护腾出完整空间。2002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机构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原儿童公园开展持续发掘，先后清理出南越宫殿、南汉宫殿等岭南历史时期的核心遗迹，揭示出从南越国至清代的层层叠压的广州城市生长的文化地层。
也正是在那次发掘中，一个问题开始在我心中盘桓：两千多年前的宫殿何以仍埋藏于今日城市的核心？广州的政治中心为何始终未曾迁离这片区域？2011年开始，我的工作轨迹转至西安，面对中原地区那些气势恢宏的“荒野型”都城遗址，再回望广州，对比愈发鲜明。
展开剩余91%在原址上叠加生命“年轮”
今天，我们经常谈论文明，而在很长时间里世界上公认的“文明”标准是城市、文字与金属器。城市是文明最为具象的容器。而中国的古城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我国历朝最重要的都城，如夏的洛阳二里头遗址、商的安阳殷墟遗址、周的宝鸡周原遗址、西安丰镐遗址，秦咸阳、汉长安、洛阳汉魏故城等，都位于今天的郊外农田中，学者称其为“荒野型”遗址。虽在西安、洛阳两地的历代都城中，其大体同属一地，但却像一个调皮的孩子总是“跑来跑去”，如西安的周丰镐、秦咸阳、汉长安、隋大兴唐长安，洛阳的二里头、偃师商城、汉魏洛阳、隋唐洛阳的城市都不在一地，彼此并不完全重叠，最终在现代城市的周边留下可供相对从容发掘的遗址。
另一类是以广州为代表的“生长型”城市。广州，从秦汉番禺建城开始，其城市的核心区几乎未发生前述的根本性迁移。它就像个性格特别“稳”的孩子，执着地、一砖一瓦地在出生地上叠加着其生命年轮，直至今日，成长为我国南部最重要的现代化都市。因此，若论“城心永续”，广州自然当之无愧。这份“永续”不是文献上的冰冷记载，而是经考古工作者手铲揭示出的鲜活的、一层压一层的泥与土实据。
在这种城市的核心区做考古，其难度与意义就远非“荒野型”遗址可比。它要求我们在钢筋水泥地面之下，对历代兴废累积的、深达数米的“文化地层”开展一场场精密的“地下手术”。我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城市更新与建设项目所带来的发掘契机，是真正的“见缝插针”。
原来的儿童公园、北京路“千年古道”、光明广场、旧仓巷、小马站……正是通过这些分散的、看似偶然的发掘点，可以像拼合一张巨大而复杂的拼图那样，用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逐渐勾勒出这座古城两千多年的生命轮廓。例如，据现有考古材料，我们已可判断，在相当长时间里，广州城市的中心的城址，其西至小马站一带，东达旧仓巷附近，北抵越华路一线，南不过西湖路光明广场的南越水闸。而历代的官署核心更长期执着集中在今北京路北端一带。
权力的投影：“实体轴线”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是城市的“轴线”？城市轴线，从不应只是一个单纯的几何或美学设计。我想，城市中轴线的本质，是权力与秩序的空间投影，因此它必须穿过政治的“心脏”，而在政治“心脏”的南方，除一座座的城门外，就再无其他建筑“屏障”阻挡。如已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北京中轴线，它在穿过紫禁城太和殿后，向南穿过午门、天安门、中华门、正阳门、永定门；而西安唐长安城的轴线，在穿过太极宫后，向南穿过承天门、朱雀门、明德门，均将都城一分为二。
那广州城的轴线在哪里呢？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南越国时期已初见宫署布局的端倪，而至迟到五代的南汉国时期，在营建“南阙”后，南汉的都城呈现出清晰的南向轴线布局。至宋代乃至明清，这一南北向的空间格局不断延续，“双门底”城门的位置与既有城心结构明显存在空间的对应关系。这就是广州城的历史轴线。
为何在此？因为两千多年来这里始终是广州的政治中枢。从南越王宫、南汉宫殿到明清两代的布政司署，直至民国，岭南地区的行政中枢一直在这里。走在中山路一线，我们可感受到微妙的地势起伏：进入古城核心区域时地势略有抬升，越过后则趋于平缓。这种高差变化反映了古城选址依托自然台地的地貌特征。所以，讨论广州的轴线必须回到“城心”，回到这条穿越古今“权力中心”的南北脉络上来。
在我看来，这条从历史地层中层层确认的南北脉络，是广州作为“生长型”城市最原初的空间秩序；它与近现代形成的城市中轴线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为理解后者提供了更深层的历史锚点。
轴线是空间的骨架，而生命的厚度还需要时间去填充。广州的另一重珍贵在于它拥有一部完整的城市生命周期。南越国时期是这座城市的第一个“高峰”。随着汉武帝平南越，岭南的政治中心一度西移，考古所见的本地高等级墓葬的规模收缩、重要物资减少。然而，广州（时称“番禺”）的城址却并未废弃——它凭借地理之便积蓄力量，等待再次崛起。公元226年，东吴析交州设广州，“广州”作为一级行政区名由此确立，而番禺也从此再回岭南中心。2026年适逢“广州”得名1800周年。
此后千余年来，广州长期作为岭南地区政治与行政中心的地位再无动摇。这样的“生长”曲线，是“荒野型”都城难以保存的珍贵信息，也成就了“生长型”城市考古最动人的章节。因此，广州的城市考古，其价值远不止揭示一座地方城市的历史。它为我们理解世界范围内“持续发展型历史城市”的演变机制，提供了非常难得的中国案例。
同时，它也表明，在这种城市中的文物保护非常困难。“考古前置”制度的落实，正是为了在发展的动态中，为历史遗存留下不可替代的见证。从前辈们的筚路蓝缕，到“先考古、后出让”在法律框架下逐步制度化，广州在国内较早开展了探索，并形成了不断成熟的实践路径。这种制度化的坚持，让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等在闹市中心得到较完整保存，成为市民可感可触的文化地标。
当然，考古不只是为了“保”，也是为了读懂“变”。有人说，拆城墙是破坏。但从长时段的历史维度看，城墙的兴废往往映射着政治格局与城市功能的根本性变迁。《史记》等文献记载，秦统一后曾有“堕坏城郭”的政策记述。而之所以秦始皇下令拆毁城墙，是因为他认为在天下一统后，内部相互之间的防御已无必要。20世纪初广州开始大规模拆除城墙，也是这座城市突破传统军事防御形态、向现代商业都市转型的重要阶段。对当时人而言，阻碍交通的城墙或许已是“无用之物”；而对今人而言，考古的意义不在于评判古人的选择，而在于如实记录每一段变迁的真相。
考古学，延伸着历史的轴线，如果没有历史，走在满是“现代门脸”的街上我们会感到“飘”，找不到根。而没有基于考古的保护展示，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就只能模糊莫辨。当我们走在今天的北京路，脚下有透明玻璃展示唐代路面；南越王博物院内，层层叠压的历代遗迹则给人“一步千年”的震撼。考古填补了文明的谱系，更让每个人脚踩大地、心有归处。
“城心”永续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它要求在城市更新的每个重大决策中都保有对历史的敬畏与耐心。这是一场“久久为功”的接力，功成不必在我，但功力必不唐捐。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正规线上配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导，兼任中国考古学会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考古所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队长、华南二队队长）
广州：一座“生长型”
历史文化名城的考古告白
来源：羊城晚报 2026年02月13日 版次：A05栏目：作者：刘瑞
□刘瑞
回望我的考古经历，广州始终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起点。
2000年春节后，我参与了南越国宫署遗址的试掘。彼时，中山四路一带仍是广州儿童公园。此前数年，周边已陆续发现南越国宫苑遗存（如1995年电信局工地水池），而2000年开展的儿童公园内试掘在发掘出南越国一号宫殿东北角的同时，确定在儿童公园内应存有南越国时期高等级建筑。我有幸亲历了这一关键节点。
随着遗存价值的迅速明确，广州市委、市政府作出决策：迁建儿童公园，为南越国遗址的系统发掘与整体保护腾出完整空间。2002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机构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原儿童公园开展持续发掘，先后清理出南越宫殿、南汉宫殿等岭南历史时期的核心遗迹，揭示出从南越国至清代的层层叠压的广州城市生长的文化地层。
也正是在那次发掘中，一个问题开始在我心中盘桓：两千多年前的宫殿何以仍埋藏于今日城市的核心？广州的政治中心为何始终未曾迁离这片区域？2011年开始，我的工作轨迹转至西安，面对中原地区那些气势恢宏的“荒野型”都城遗址，再回望广州，对比愈发鲜明。
在原址上叠加生命“年轮”
今天，我们经常谈论文明，而在很长时间里世界上公认的“文明”标准是城市、文字与金属器。城市是文明最为具象的容器。而中国的古城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我国历朝最重要的都城，如夏的洛阳二里头遗址、商的安阳殷墟遗址、周的宝鸡周原遗址、西安丰镐遗址，秦咸阳、汉长安、洛阳汉魏故城等，都位于今天的郊外农田中，学者称其为“荒野型”遗址。虽在西安、洛阳两地的历代都城中，其大体同属一地，但却像一个调皮的孩子总是“跑来跑去”，如西安的周丰镐、秦咸阳、汉长安、隋大兴唐长安，洛阳的二里头、偃师商城、汉魏洛阳、隋唐洛阳的城市都不在一地，彼此并不完全重叠，最终在现代城市的周边留下可供相对从容发掘的遗址。
另一类是以广州为代表的“生长型”城市。广州，从秦汉番禺建城开始，其城市的核心区几乎未发生前述的根本性迁移。它就像个性格特别“稳”的孩子，执着地、一砖一瓦地在出生地上叠加着其生命年轮，直至今日，成长为我国南部最重要的现代化都市。因此，若论“城心永续”，广州自然当之无愧。这份“永续”不是文献上的冰冷记载，而是经考古工作者手铲揭示出的鲜活的、一层压一层的泥与土实据。
在这种城市的核心区做考古，其难度与意义就远非“荒野型”遗址可比。它要求我们在钢筋水泥地面之下，对历代兴废累积的、深达数米的“文化地层”开展一场场精密的“地下手术”。我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城市更新与建设项目所带来的发掘契机，是真正的“见缝插针”。
原来的儿童公园、北京路“千年古道”、光明广场、旧仓巷、小马站……正是通过这些分散的、看似偶然的发掘点，可以像拼合一张巨大而复杂的拼图那样，用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逐渐勾勒出这座古城两千多年的生命轮廓。例如，据现有考古材料，我们已可判断，在相当长时间里，广州城市的中心的城址，其西至小马站一带，东达旧仓巷附近，北抵越华路一线，南不过西湖路光明广场的南越水闸。而历代的官署核心更长期执着集中在今北京路北端一带。
权力的投影：“实体轴线”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是城市的“轴线”？城市轴线，从不应只是一个单纯的几何或美学设计。我想，城市中轴线的本质，是权力与秩序的空间投影，因此它必须穿过政治的“心脏”，而在政治“心脏”的南方，除一座座的城门外，就再无其他建筑“屏障”阻挡。如已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北京中轴线，它在穿过紫禁城太和殿后，向南穿过午门、天安门、中华门、正阳门、永定门；而西安唐长安城的轴线，在穿过太极宫后，向南穿过承天门、朱雀门、明德门，均将都城一分为二。
那广州城的轴线在哪里呢？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南越国时期已初见宫署布局的端倪，而至迟到五代的南汉国时期，在营建“南阙”后，南汉的都城呈现出清晰的南向轴线布局。至宋代乃至明清，这一南北向的空间格局不断延续，“双门底”城门的位置与既有城心结构明显存在空间的对应关系。这就是广州城的历史轴线。
为何在此？因为两千多年来这里始终是广州的政治中枢。从南越王宫、南汉宫殿到明清两代的布政司署，直至民国，岭南地区的行政中枢一直在这里。走在中山路一线，我们可感受到微妙的地势起伏：进入古城核心区域时地势略有抬升，越过后则趋于平缓。这种高差变化反映了古城选址依托自然台地的地貌特征。所以，讨论广州的轴线必须回到“城心”，回到这条穿越古今“权力中心”的南北脉络上来。
在我看来，这条从历史地层中层层确认的南北脉络，是广州作为“生长型”城市最原初的空间秩序；它与近现代形成的城市中轴线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为理解后者提供了更深层的历史锚点。
轴线是空间的骨架，而生命的厚度还需要时间去填充。广州的另一重珍贵在于它拥有一部完整的城市生命周期。南越国时期是这座城市的第一个“高峰”。随着汉武帝平南越，岭南的政治中心一度西移，考古所见的本地高等级墓葬的规模收缩、重要物资减少。然而，广州（时称“番禺”）的城址却并未废弃——它凭借地理之便积蓄力量，等待再次崛起。公元226年，东吴析交州设广州，“广州”作为一级行政区名由此确立，而番禺也从此再回岭南中心。2026年适逢“广州”得名1800周年。
此后千余年来，广州长期作为岭南地区政治与行政中心的地位再无动摇。这样的“生长”曲线，是“荒野型”都城难以保存的珍贵信息，也成就了“生长型”城市考古最动人的章节。因此，广州的城市考古，其价值远不止揭示一座地方城市的历史。它为我们理解世界范围内“持续发展型历史城市”的演变机制，提供了非常难得的中国案例。
同时，它也表明，在这种城市中的文物保护非常困难。“考古前置”制度的落实，正是为了在发展的动态中，为历史遗存留下不可替代的见证。从前辈们的筚路蓝缕，到“先考古、后出让”在法律框架下逐步制度化，广州在国内较早开展了探索，并形成了不断成熟的实践路径。这种制度化的坚持，让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等在闹市中心得到较完整保存，成为市民可感可触的文化地标。
当然，考古不只是为了“保”，也是为了读懂“变”。有人说，拆城墙是破坏。但从长时段的历史维度看，城墙的兴废往往映射着政治格局与城市功能的根本性变迁。《史记》等文献记载，秦统一后曾有“堕坏城郭”的政策记述。而之所以秦始皇下令拆毁城墙，是因为他认为在天下一统后，内部相互之间的防御已无必要。20世纪初广州开始大规模拆除城墙，也是这座城市突破传统军事防御形态、向现代商业都市转型的重要阶段。对当时人而言，阻碍交通的城墙或许已是“无用之物”；而对今人而言，考古的意义不在于评判古人的选择，而在于如实记录每一段变迁的真相。
考古学，延伸着历史的轴线，如果没有历史，走在满是“现代门脸”的街上我们会感到“飘”，找不到根。而没有基于考古的保护展示，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就只能模糊莫辨。当我们走在今天的北京路，脚下有透明玻璃展示唐代路面；南越王博物院内，层层叠压的历代遗迹则给人“一步千年”的震撼。考古填补了文明的谱系，更让每个人脚踩大地、心有归处。
“城心”永续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它要求在城市更新的每个重大决策中都保有对历史的敬畏与耐心。这是一场“久久为功”的接力，功成不必在我，但功力必不唐捐。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导，兼任中国考古学会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考古所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队长、华南二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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