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上线配资app 马识途亲述：与李井泉的半生恩怨

“国际间谍”

文革伊始，北京的中宣部便被教员定性为“阎王殿”，部长陆定一与副部长周扬则被视作正副“阎王”。为了紧密追随中央，彰显文革成果，全国各地纷纷将本省宣传系统的干部推向前台，将他们视为当地的“走资派”。走资派。

之所以在宣传部门寻找所谓的“走资派”，一方面是为了效仿中央的做法，另一方面则是基于言论定罪的原则。宣传系统因其特点，往往成为最能抓住把柄的地方。

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他遵命与美军士兵接触，展开统战工作；1950年代，他担任省建委主任时，与苏联专家建立了私人友谊，即便在中苏关系紧张之际，双方依旧每年互致贺年卡。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使他被诬为“国际间谍”。为此，李井泉特成立“九人专案组”，而他被迫参与“四清”运动，实则是在审查期间的一种特殊“流放”。在《沧桑十年》一书中，马识途如此记录。

对一位在白色区域历经风雨、奋斗多年的老同志，如此轻易地产生怀疑，实属不妥。对待同志的态度，亦显得过于恶劣。党内原本有序的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从上到下，决策权几乎都集中于书记一人之手。一人之力，竟可掌控众多干部的命运，决定无数人的生死吉凶。有时，甚至一句未经证实的传闻，便能令一位干部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

马识途便是在这种糊里糊涂的状态下，意外地成为了涉嫌通敌卖国的疑犯。

“此人可用，但不可深信”。

1950年四月，成都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合影留念，照片中清晰可见贺龙（前排左数第三位）、李井泉（前排左数第二位）、周士弟（前排右数第三位）以及宋应、冷寅东、马识途等尊贵身影（后排左数第三位）。

文革遭遇

1966年5月，马识途在南充突然接到命令，要求他携带组织关系返回西南局参与文化大革命。在此之前，他曾两次顶撞“政委”李井泉，却未曾料到自己会被作为“祭旗”的对象——成为四川首位被定性为走资派的人。他的“罪证”在于撰写了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说。在西南局机关的会议上，他当场被宣判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被要求停职反省。这一突如其来的判决让他惊愕不已，几乎陷入昏迷。此后，报刊和广播纷纷点名对他进行批判，他承受了各种形式的批斗。他的妻子王放因恐惧而去世。马识途被监禁了六年，侥幸逃脱了死亡的命运，而他的三个孩子则被扫地出门，流离失所，寄人篱下。

命运的捉弄，文革的浪潮席卷而至，李井泉亦未能幸免于难，被打倒在地。然而，他被紧急接到北京，得到了保护。然而，他的妻子肖里，却只能承受着无尽的悲怆与孤独。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历经丈夫的苦难，与马识途、沙汀、艾芜同遭成都昭觉寺监狱的囚禁之苦。在肖里遭受批斗之际，马识途亦一同陪斗。纵然马识途对她并无好脸色，然而肖里却始终以热忱的态度面对他的冷漠，放风时总会送上一抹微笑，以期赢得他的好感。

她终于向马识途坦白：“井泉对你所犯的过失，我恳请你能够宽容。那时他也是迫不得已，自从中宣部被比作阎王殿，各地纷纷更换宣传部长，他不得不将你和李业群推向前台。”马识途回应道：“你现在提及这些所谓的‘无奈之举’，意义何在？如今我们同陷囹圄，命运何其相似。”肖里沉默片刻，接着说：“你的未来与我有别，你有望重获自由，而我却难以逃脱。他们逼迫我撰写揭露他的材料，我分文未写。只愿你日后归来，能告诉他，我对他的忠诚从未改变。”

数日后，肖里凭借日积月累于舌根下藏匿的安眠药，完成了自我终结。尽管当时“走资派”自杀事件频发，肖里的离世仍旧让马识途久久无法平复心情。每当想起对方在离世前已安排妥当后事，而自己竟无动于衷，不禁深感懊悔。

1938年9月，肖里（居中）与同袍们在延安的抗大共聚一堂。

忠人之托

然而，肖里的丈夫终究是昔日的仇敌，马识途在遭受批斗之际，曾立下誓言：“若我得以平反，他若不向我致歉，我必将断绝与他的往来，不论他官职多么显赫。”

文革后，李井泉升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多老部下去看他，马识途没去。后来，马识途当了全国人大代表，李井泉每次看望来京的四川团，马识途都借故躲避。李井泉向另一位挨过他整的人道歉，但没向马识途道歉，上南充去还在说地下党的坏话，马识途更反感了。邓小平到成都，接见川省老干部，李井泉也来了，马识途坐得远远的，不和他打招呼。但一想到肖里的临终之托，又觉得对不起肖里。

某日，马识途前往成都金牛宾馆观赏戏曲，恰逢李井泉亦在此地，他正坐在前排的沙发上。马识途因内心的愧疚感难以承受，遂径直走到李井泉身后。李井泉向他致意，而马识途却未及回应，只急促地说：“我与肖里曾同囚一室，她不幸自尽。临终前，她嘱我转告于你，她未曾撰写任何揭发材料，亦未曾对你有过任何背叛之举。”李井泉闻言，眼眶瞬间泛红，忙以手绢拭泪，连声“唔唔”以示哀悼。马识途未及告别，便转身回到后排的座位上。

晚年李井泉

还算诚实

季羡林为马识途的自传作序，缘于他对“文革亲历”呼吁的回应者寥寥无几而深感“极度失望”。然而，马识途却能详尽地记录下自己的文革经历，洋洋洒洒三十三万字，季羡林赞誉其为“宛若空谷中的足音”。

马识途固然有“左”倾思想，而李井泉则更甚。细读马识途的自传，虽因“党性”原则而有所避讳，但叙述部分大体可靠。尤其是他如实记录了自己的真实心态，比如对李井泉的敌意；担任宣传部副部长（主管文艺）时期的恐慌，宁愿担任机关看门、收发、打扫厕所的杂役；以及对自己曾冤枉他人的悔恨，以及“我不敢再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我也不再想走了”……此外，让我对这本传记更加信任的是他写给续弦的最初情书：“不幸的命运将我们紧紧相连，却带来了幸运”。他的第二位夫人是重庆报社的编辑王放，曾是《红岩》作者罗广斌的同学，她的前夫也是一位领导干部，在文革中不幸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