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国际间谍”
文革伊始,北京的中宣部便被教员定性为“阎王殿”,部长陆定一与副部长周扬则被视作正副“阎王”。为了紧密追随中央,彰显文革成果,全国各地纷纷将本省宣传系统的干部推向前台,将他们视为当地的“走资派”。走资派。
之所以在宣传部门寻找所谓的“走资派”,一方面是为了效仿中央的做法,另一方面则是基于言论定罪的原则。宣传系统因其特点,往往成为最能抓住把柄的地方。
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他遵命与美军士兵接触,展开统战工作;1950年代,他担任省建委主任时,与苏联专家建立了私人友谊,即便在中苏关系紧张之际,双方依旧每年互致贺年卡。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使他被诬为“国际间谍”。为此,李井泉特成立“九人专案组”,而他被迫参与“四清”运动,实则是在审查期间的一种特殊“流放”。在《沧桑十年》一书中,马识途如此记录。
对一位在白色区域历经风雨、奋斗多年的老同志,如此轻易地产生怀疑,实属不妥。对待同志的态度,亦显得过于恶劣。党内原本有序的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从上到下,决策权几乎都集中于书记一人之手。一人之力,竟可掌控众多干部的命运,决定无数人的生死吉凶。有时,甚至一句未经证实的传闻,便能令一位干部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
马识途便是在这种糊里糊涂的状态下,意外地成为了涉嫌通敌卖国的疑犯。
“此人可用,但不可深信”。
1950年四月,成都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合影留念,照片中清晰可见贺龙(前排左数第三位)、李井泉(前排左数第二位)、周士弟(前排右数第三位)以及宋应、冷寅东、马识途等尊贵身影(后排左数第三位)。
02
文革遭遇
1966年5月,马识途在南充突然接到命令,要求他携带组织关系返回西南局参与文化大革命。在此之前,他曾两次顶撞“政委”李井泉,却未曾料到自己会被作为“祭旗”的对象——成为四川首位被定性为走资派的人。他的“罪证”在于撰写了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说。在西南局机关的会议上,他当场被宣判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被要求停职反省。这一突如其来的判决让他惊愕不已,几乎陷入昏迷。此后,报刊和广播纷纷点名对他进行批判,他承受了各种形式的批斗。他的妻子王放因恐惧而去世。马识途被监禁了六年,侥幸逃脱了死亡的命运,而他的三个孩子则被扫地出门,流离失所,寄人篱下。
命运的捉弄,文革的浪潮席卷而至,李井泉亦未能幸免于难,被打倒在地。然而,他被紧急接到北京,得到了保护。然而,他的妻子肖里,却只能承受着无尽的悲怆与孤独。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历经丈夫的苦难,与马识途、沙汀、艾芜同遭成都昭觉寺监狱的囚禁之苦。在肖里遭受批斗之际,马识途亦一同陪斗。纵然马识途对她并无好脸色,然而肖里却始终以热忱的态度面对他的冷漠,放风时总会送上一抹微笑,以期赢得他的好感。
她终于向马识途坦白:“井泉对你所犯的过失,我恳请你能够宽容。那时他也是迫不得已,自从中宣部被比作阎王殿,各地纷纷更换宣传部长,他不得不将你和李业群推向前台。”马识途回应道:“你现在提及这些所谓的‘无奈之举’,意义何在?如今我们同陷囹圄,命运何其相似。”肖里沉默片刻,接着说:“你的未来与我有别,你有望重获自由,而我却难以逃脱。他们逼迫我撰写揭露他的材料,我分文未写。只愿你日后归来,能告诉他,我对他的忠诚从未改变。”
数日后,肖里凭借日积月累于舌根下藏匿的安眠药,完成了自我终结。尽管当时“走资派”自杀事件频发,肖里的离世仍旧让马识途久久无法平复心情。每当想起对方在离世前已安排妥当后事,而自己竟无动于衷,不禁深感懊悔。
1938年9月,肖里(居中)与同袍们在延安的抗大共聚一堂。
03
忠人之托
然而,肖里的丈夫终究是昔日的仇敌,马识途在遭受批斗之际,曾立下誓言:“若我得以平反,他若不向我致歉,我必将断绝与他的往来,不论他官职多么显赫。”
文革后,李井泉升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多老部下去看他,马识途没去。后来,马识途当了全国人大代表,李井泉每次看望来京的四川团,马识途都借故躲避。李井泉向另一位挨过他整的人道歉,但没向马识途道歉,上南充去还在说地下党的坏话,马识途更反感了。邓小平到成都,接见川省老干部,李井泉也来了,马识途坐得远远的,不和他打招呼。但一想到肖里的临终之托,又觉得对不起肖里。
某日,马识途前往成都金牛宾馆观赏戏曲,恰逢李井泉亦在此地,他正坐在前排的沙发上。马识途因内心的愧疚感难以承受,遂径直走到李井泉身后。李井泉向他致意,而马识途却未及回应,只急促地说:“我与肖里曾同囚一室,她不幸自尽。临终前,她嘱我转告于你,她未曾撰写任何揭发材料,亦未曾对你有过任何背叛之举。”李井泉闻言,眼眶瞬间泛红,忙以手绢拭泪,连声“唔唔”以示哀悼。马识途未及告别,便转身回到后排的座位上。
晚年李井泉
04
还算诚实
季羡林为马识途的自传作序,缘于他对“文革亲历”呼吁的回应者寥寥无几而深感“极度失望”。然而,马识途却能详尽地记录下自己的文革经历,洋洋洒洒三十三万字,季羡林赞誉其为“宛若空谷中的足音”。
马识途固然有“左”倾思想,而李井泉则更甚。细读马识途的自传,虽因“党性”原则而有所避讳,但叙述部分大体可靠。尤其是他如实记录了自己的真实心态,比如对李井泉的敌意;担任宣传部副部长(主管文艺)时期的恐慌,宁愿担任机关看门、收发、打扫厕所的杂役;以及对自己曾冤枉他人的悔恨,以及“我不敢再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我也不再想走了”……此外,让我对这本传记更加信任的是他写给续弦的最初情书:“不幸的命运将我们紧紧相连,却带来了幸运”。他的第二位夫人是重庆报社的编辑王放,曾是《红岩》作者罗广斌的同学,她的前夫也是一位领导干部,在文革中不幸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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